子设计。”
  杨平解释：“协议只说共享‘治疗相关数据’，没说共享‘技术核心细节’。”杨平抬起头，眼神锐利，“我们治疗病人，他们学习技术，这是心照不宣的交换，但我们不能把底牌都交出去，控制核心技术就是底线，不要相信他们。”
  宋子墨点头，开始准备数据包。
  与此同时，在南都锐行总部，黄佳才正在与六巨头代表进行新一轮会谈。这一次，气氛完全不同。
  “里高扬的治疗进展，各位应该都看到了实时简报。”黄佳才开门见山，“病人挺过了最危险的免疫风暴，这意味着，K疗法对这种最危重的患者也有效。”
  会议室里，跨国巨头代表们交换着眼神。过去几天，他们通过各自渠道，获得了治疗过程的碎片化信息，但黄佳才提供的简报是最完整的。
  “疗效数据令人印象深刻。”施耐德承认，“但我们也注意到，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，这会不会影响监管审批？”
  “任何创新疗法都会有风险。”黄佳才回应，“关键要看风险收益比。对于预期生存期只有数月的晚期患者，与收益相比，这种风险简直就是可以忽略不计。”
  他调出一张图表：“这是根据里高扬治疗数据更新的预测模型。如果我们在三个月内启动正式的多中心临床试验，预计到明年年底，K疗法可以在全球主要市场获得有条件批准。届时，年治疗能力可以达到五万例，三年后突破五十万例。”
  数字在屏幕上跳动，代表们开始计算——五十万例，即使按照普惠框架下的阶梯定价，年市场规模也将超过百亿美元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将彻底改变脑瘤治疗的市场格局。
  “所以，”黄佳才环视一周，“现在的问题是：各位是想成为这个未来的参与者，还是旁观者？”
  这一次，没有联合阵线，没有统一口径。日本的佐藤率先表态：“我们愿意作为首批合作伙伴，负责日本的生产落地，我们已经准备了详细的方案，可以将生产成本降低25%以上。”
  德国的施耐德紧随其后：“我们在欧洲有最完整的医生网络，可以在六个月内培训超过一千名医生掌握K疗法的患者筛选和管理流程。”
  美国的汤普森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说：“如果FDA在里高扬案例后启动正式审批，我们愿意与BG一起承担北美地区的临床试验组织工作。”
  一家接一家，六巨头先后表态。
  普惠框架，这个一个月前还被他们集体抵制的方案，现在成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。里高扬的治疗就像一块试金石，也是一个活广告，证明了技术的有效性，也证明了中方的技术控制力——他们不依赖任何人，因此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。
  会议结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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