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非常重要。

    杨平让李医生来治疗沈国华，这是他的患者。病房里，大家严阵以待。

    “沈先生，我们要开始了。”李医生说，“过程就像普通输液，大约二十分钟。之后您可能会发烧、发冷、肌肉酸痛，这是药物的副反应，对于这些副反应，我们已经有经验应对，它是可控的。”

    沈国华点点头，闭上了眼睛，药液顺着静脉留置针，进入他的血管。

    治疗二十分钟，严密观察七十二小时。这七十二小时，对沈国华是生死考验，对杨平团队是技术验证，K疗法开始挑战“癌王”了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全球各地，第一批从三博培训班结业的学员，开始了他们回国后的第一例独立治疗。

    巴西圣保罗肿瘤中心，卡洛斯医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。

    他的第一位患者是五十六岁的乳腺癌晚期女性，肿瘤已经转移到骨骼和肺部。按照标准流程，卡洛斯在治疗前做了腺病毒抗体筛查，结果发现患者对5型、26型、35型全部有中度以上抗体阳性。

    “这意味着所有现有载体都可能效果不佳。”卡洛斯对患者家属解释，“我们可以尝试用免疫抑制剂预处理，降低抗体水平后再治疗，但这会增加感染风险。”

    患者的女儿，一位三十出头的律师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“医生，这种疗法在巴西还没有正式获批上市，仅仅是临床试验，如果我母亲治疗效果不好，我们可以起诉医院或中国的技术方吗？”

    卡洛斯愣住了，在训练营，他们学过技术、学过操作、学过并发症处理，但没人教过他们如何面对这种不信任，这已经不属于技术上的问题，而是社会学问题。

    “治疗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已经说明了所有风险。”他尽量保持专业，“但作为医生，我必须告诉您实情：任何治疗都有不确定性，尤其是创新疗法的实验治疗。”

    最终家属决定暂时放弃治疗，希望等待更成熟的方案。

    卡洛斯看着患者被推出诊室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在培训班他们讨论的是如何救治更多人；在现实里，第一道关卡却是信任。

    同样的问题在印度孟买以另一种形式出现。

    拉吉夫医生的第一位患者是家境贫寒的结肠癌晚期男性。按照普惠框架的阶梯定价，患者需要自付的部分约合3000美元——这对一个印度农村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。

    “医生，我们卖掉土地和所有的值钱的东西才可以凑出这笔钱。”患者的儿子说，“但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我父亲还是走了，那我的弟弟妹妹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    拉吉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培训班教了他医学，但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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